如果说儒学有一种道德思想意图，而且我肯定那很重要，但道德思想，它不是谬误。
而人只有感触的直觉，所以人之所及的这个世界是个现象的世界。所以我们华人会这样讲：我是林姓人家，我是福建漳州的林姓人家
这三十二个字，当初我把它写下来，至今我仍然把它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。佛的爱是大爱，无执着，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小爱，它肯定就有执着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讲：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后来成为牟先生的弟子，来往当然就多一些。所以我常说：牟先生的学问基本上是针对西方所谓现代性而展开的，他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是前现代的，但却隐含了一个后现代的可能。
而且，比较重要就是，它可以免除那个主体主义的倾向。康德哲学的结构里，他认为隐藏了一个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，物自身大陆可能翻译为物自体。黄玉顺：林先生这个人我没接触过，但是我读他的东西比较喜欢。
道家的静，是宁静的静，静为躁君。黄玉顺：我说得更难听点，现在有些儒者还有弃妇心理。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心理机制。我的意思是说：21世纪以来新崛起的这批儒者，他们跟20世纪现代新儒家有根本的不同。
现在，比较宗教学盛了，宗教史盛了，应该弄清楚华人的宗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也有利于华人参与到整个世界。道的错置就是说，我们原先想要有道德和有能力的人来掌握权力，但现在反过来了，凡是现实上有权力的人就说他自己是有道德的、有能力的。
林安梧：我觉得，你这个理解…… 黄玉顺：这不是理解的问题，那个《意见书》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。 [23]见《老子》第一章。我想，这样来理解熊十力是准确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即心即气这个传统，这构成了他的那套乾元性海的体用哲学，跟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有很大的不同。各个宗教之间，有融合也有争斗。
幼人之幼，以及己之幼。 [30]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所以说，语音、语言是历史地发展的，干吗非要强迫别人那么读才是正确的？所谓读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持这么一种很开放的态度。林安梧：基本理解上是一样的。
这样思考问题，它的好处在于：如果你是一个儒者，它会导致你对儒学的重新认识，从而把儒学做得更好。其实我觉得，如你所说，就汉字本身来说，还是用存在比较好一些。
[62]为什么？因为信这个观念是次级的，不能和仁义礼智相提并论。 [63]《论语·为政》：子张问：‘十世可知也？子曰：‘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
黄玉顺：这个纲要和你刚才叙述的有所不同啊？ 林安梧：对。我还反省到一点，就是：儒家的自克功夫非常高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有问题的，因为它把所有的问题都挤压起来。行了礼之后，还要奏乐。林安梧：就是笛卡儿说的我思故我在。这个境界，我称之为自如境界。这是我现在很忧虑的一个问题。
我们可以很努力地志于道[54]，但是很难至于道嘛，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[55]尽管士不可以不弘毅[56]，但是不能够回过头说：我就是道的化身。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个体性所遭遇的问题。
林安梧：唐君毅先生是想把中西各大宗教都纳进去。荀子讲本始材朴[36]，这是说的自然之性。
一个是理论的、逻辑的次序，而且是在牟先生的理论的诠释系统下的理论、逻辑的次序，跟实践的学习次序，那是两回事。林安梧：你这一点我是赞成的。
我认为这些应该慢慢告一段落，应该让它过去。黄玉顺：我也谈过这个问题。比如孟子讲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恻隐之心[72]，这与亲情有什么关系？关于亲情伦理的问题，在我的正义论当中所涉及的是第二条正义原则，即适宜性原则。既然我们可以求得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共识，而它又与形上学无关，这就意味着：社会规范的建构、或礼的建构，不一定需要形上学。
[34]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。我父亲那一代人，平均生养六、七个孩子。
老师一排下来，都是外国的博士，本国博士极少。它们实际上都是被存在给出的。
其实，在儒家的话语中，德有两种用法：一种是形下的德，一种是形上的德。合法性是做出来的，不是你拿西方的哲学标准去论证出来的，不必去论证合法性。
在中国来说，第一次大转型之前的时代，即夏、商、西周，如果仅仅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标志的话，我把它叫做王权时代。不能说他们先是恋人了，然后才开始谈恋爱，那是讲不通的。黄玉顺：你刚才讲到公民与君子，我的理解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中，从政治哲学这个层面上讲，我们不能要求公民具有君子人格。狭义的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可能比在古代还好，比如基督教在历史上是有些问题的，但是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正面作用。
我再简单说一下：过去对三纲五常等儒学基本观念的理解，很多是讲不通的。 [24]见《老子》第一章。
即便对他们有意见，可以提出批评，但是应该往下走。其实牟先生他讲得那些很简单。
所以，你看刘宗周，他有最封闭的东西，但是也有最开放的可能。黄玉顺：现在小到一个家庭的家长，大至于整个国家，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逐利。
